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你我熟悉又陌生的荀子,梁启超的评价为何这么高?

来源:峰值财经 发布时间:2023-08-27 浏览量:

谈到儒家,必言孔孟,而梁启超对荀子评价极高。梁启超说:“汉代经师,不问为今文家,古文家,皆出荀卿。二千年间,宗派屡变,一皆盘旋荀学肘下。”

荀子在先秦诸子中为何如此重要?与孔孟相比,荀子思想有哪些独特之处?近日,“道中华”就此话题专访了中南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孔定芳。

道中华:谈到儒家,很多人会想到孔孟,为什么荀子的地位在人们心目中好像没有孟子高?

孔定芳:孔孟并称并广泛深入人心其实是宋代以来的事情。宋代以前,更多是荀孟并称。

战国时期,荀子影响大于孟子。孟子叙述唐尧、虞舜以及夏、商、周三代的德政,在战国大争之世不被认可,甚至司马迁说他“迂远而阔于事情”(迂腐的、空谈的大道理对处理具体的事情没有什么价值)。相比之下,荀子三次担任齐国稷下学宫的祭酒,两度出任楚兰陵令,议兵于赵,议政于燕,论风俗于秦。

秦朝时期,奉行韩非、李斯思想主张,故荀学在秦朝受到尊奉。汉代,荀子愈益尊显。清儒汪中在《荀卿子通论》中说:“《六艺》之传赖以不绝者,荀卿也。周公作之,孔子述之,荀卿子传之,其揆一也。”晚清经学大家皮锡瑞说:“荀子能传《周易》《诗》《礼》《乐》《春秋》,汉初传其学者极盛。”

魏晋南北朝至唐代,荀子仍备受褒扬,荀孟并称,而且排在孟子之前。初唐卢照邻说:“游、夏之门,时有荀卿、孟子。”中唐时期宰相权德舆说:“荀况、孟轲修道著书,本于仁义。”唐代诗人陆龟蒙诗云:“无名升甲乙,有志扶荀孟。”诗僧皎然诗云:“通隐嘉黄绮,高儒重荀孟。”荀子晚于孟子,排序却在孟子之前,足见荀子在战国汉唐时期的影响力。

韩愈为对抗佛教,作《原道》以建构儒学“道统”,把周公、孔子和孟子视为正宗,以荀学“大醇而小疵”为由,将荀子斥于儒学道统之外。可以看出,在唐代尊荀的文化背景下,韩愈对荀子整体还是肯定的,只是“小疵”而已。

宋明程朱理学掀起孟子升格运动,荀子地位一落千丈,甚至被斥为儒学异端。宋儒程颐说荀子“极偏驳,只一句性恶,大本已失”,朱熹说“荀卿则全是申韩(申不害、韩非)”。不过,即使如此,宋代由于理学尚未独尊,荀子仍从祀孔庙,被封兰陵伯。但到了明代,嘉靖九年孔庙改制,荀子便被逐出孔庙。

可以说,荀子地位的沉浮升降,透显出中国古代学术思想的衍变轨迹。

道中华:这么说来,宋代以前,荀子长期受到思想界和社会的尊重,其中的原因是什么?

孔定芳:荀子所处的战国时代,诸侯异政,百家异说。但诸侯兼并,天下一统之势日趋明朗,荀子顺应天下归一的民心所向,肩负起回答大一统时代课题的历史重任,融百家之学,采诸家之长,进行大一统思想的理论体系建构。其思想体系蕴含着“天下一统,海内臣服”的疆域一统,“息邪辟之说”的思想文化一统,以及“齐一天下”的制度一统等内容。

此后,荀子的大一统思想为其弟子韩非、李斯所继承。其弟子所规划的“秦制”,成为历代王朝沿袭的治道。所以毛泽东曾说:“百代都行秦政法”。

荀子传承经典。荀子整理传承了《诗经》《尚书》《礼》《乐》《易经》《春秋》等儒家经典,开启后来的汉儒,是中国思想史从先秦到汉代的一个重要人物。经学史专家周予同说“在传经事业上,荀子高于孟子”,诚为征实之论。

荀子身处“礼崩乐坏”的时代,回应重建价值信仰的呼唤,在孔子礼学思想的基础上,构建了富于现实关怀的礼学思想体系。相较而言,孟子从内圣方面继承并发展了孔子的思想,虽有崇高的价值关怀,但缺乏实践操作性。而荀子的礼学思想,既能够从时代要求出发为国家进行政治安排,又能够在礼乐传统文化中保持儒学价值。

事实上,荀子的礼学思想超越了孟子偏于内心用力的局限,把礼学发展成为礼义制度和规范,创造性地建构了一个礼学体系,从而为儒家礼学思想在国家治理方面找到了切实的途径。

道中华:在思想层面,荀子思想体现了哪些中华智慧?

孔定芳:在我看来,有这么几个突出的方面:

一是被误解的“性恶论”。孟子和荀子对“性”界定不一样。孟子提倡“人性本善”而扩充之,人人可为尧舜。荀子发现了人性的缺陷,主张以仁义法正,化性为善。“涂之人可以为禹”,意思是说路上行走的人可以成为大禹,即普通人也能成为大禹。这两种思想犹如儒家两翼,实质上殊途同归,共同构筑起儒家内圣外王之学。

荀子由性恶论而推导出“义利两有”的主张,既蕴含了对战国风气的补偏救弊,亦避免落入陈词过高的空泛道德说教,进而通过礼义秩序的构建将道德的维系与利欲的满足有机结合起来。在现代社会环境下建设社会道德,也要以人性人情为考量,并以公平正义的社会治理机制来全方位展开。

二是隆礼重法。荀子重视社会秩序,反对神秘主义,注重人为努力。孔子的中心思想为“仁”,孟子的中心思想为“义”,荀子继二人之后标举“礼”“法”。

荀子认为,人与生俱来就想满足欲望,若欲望得不到满足便会发生争执,因此主张由圣王及礼法的教化,将“法”的刚性约束,与“礼”代表的公序良俗的柔性教化相结合,从而使人格得到提升。

在治国方略上,当时的儒、法各执一端且互有偏失。法家是现实主义,强调他律而忽略自律,所以主张“不务德而务法”;儒家则是理想主义,强调自律而轻视他律,所以主张以礼治国,“德主刑辅”。荀子敏锐地洞察到二者的偏狭,提出礼法并重的思想,在《荀子》的《成相》《王制》《大略》《君道》等篇中均有论述。

如《成相》说:“治之经,礼与刑……明德慎罚,国家既治四海平。”《君道》说:“隆礼重法,国则有常。”荀子认为,作为治国之方,礼与法相辅相成,缺一不可。化用在今天,就是法治与德治的有机结合,既注重法律的规范惩戒,也注重道德情操的引领作用。

三是劝学修身。荀子重学,故以《劝学》为首篇。在知识来源上,荀子认为“学而知之”;在知行关系上,认为“行高于知”。与孟子“不学而能”的“良知”“良能”不同,荀子强调后天学习对于人性教育改造的作用。

荀子认为,致力修学,就成为真正的人;放弃修学,会堕入禽兽之列。孔子把“信”视为维系上下等级和朋友关系的一种道德,而荀子将“信”当作维持社会人际关系的一种公德,所以荀子认为“信”是“仁人之质”“政事之本”“治国之术”。

四是“天人相分”。天人观是中国传统哲学中一个重要命题,荀子在《天论》提出了著名的“天人相分”“制天命而用之”等主要观点。

荀子天人观的逻辑起点是天道自然。他指出:“天道有常,不为尧存,不为桀亡。”大自然有其自己的运行规律,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。在此基础上,荀子进而提出“明于天人之分”的思想,区分“天职”与“人职”,要人们懂得天道自然,人道有为,知其所为,知其所不为,从而“不与天争职”,在知其所不为的前提下去“制天命而用之”。

荀子“论天”实际是为了“论人”,极力强调人的地位与作用,人的主观能动性。荀子还有一个论断是“人最为天下贵”,进而提出“明分使群”(明确分工和等级,使社会协同为一个整体)与“群居和一”(和谐相处、协调一致)的社会观、“民富国强”和“以政裕民”的经济观以及“以礼导欲”而非“去欲寡欲”的育民观。

受访者简介:

孔定芳,中南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历史教研室教授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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